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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姓陈还是姓蔡?台新行政机构“启程”饱受争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蔡英文1月27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替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预计1月31日上任。随着新“内阁”成员名单逐渐浮出水面,屡有争议言行的多人被爆留任,岛内民众对新“行政院”完全不抱期待。

  “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台湾《中国时报》1月28日介绍了陈建仁,称他是岛内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2021年年底低调加入民进党,被视为民进党政治布局的“最佳活棋”,而且他对上很尊重、听话,是可以替上级涂脂抹粉的人。虽然他在“组阁”问题上得到绿营的吹捧,但来自学界的专业人士则认为,陈建仁曾被爆出挂名论文事件涉嫌抄袭,新冠疫情期间更是盲目护航高端疫苗。

  早在2020年初,陈建仁就不断声称“与病毒共存”,但直到2022年蔡当局定调“新台湾模式”上路后,本地确诊人数大幅增加,这才发现台湾根本没准备好,陈建仁却不必负责任,只甩锅给地方政府。2022年4月,岛内确诊病例急速增加,地方政府措手不及,陈建仁反呛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懂流行病学就回去好好读书”,还在脸书上分享自己是医学科学家排名第一的截图,摆出高高在上的学者姿态。后来疫情恶化,台防疫指挥中心也不得不宣布“快筛阳性视同确诊”措施上路,形同打脸陈建仁。此外,陈建仁曾公开力挺台湾自产高端疫苗,不仅亲自参与临床试验,还高调背书称“没有副作用”,结果他被爆打的是安慰剂,让岛内民众傻眼。舆论称,他未来出任“行政院长”后施政表现令人忧心。

  而陈建仁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中时电子报28日报道,陈建仁27日在记者会上致辞时称,他的确对接任“行政院长”有相当的犹豫,除了必须放下手上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还担心无法挑起重担。结果大批网友不仅质疑他是放不下“中研院”的高薪,而且纷纷引用《后宫·甄嬛传》华妃的金句留言:“贱人(建仁)就是矫情!”

  只见酬庸和民进党派系平衡

  27日和28日,陈建仁公布了两波“阁员”名单,因把岛内大停电归咎于各种小动物“捣乱”而饱受争议的“经济部长”王美花留任,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出任“海洋委员会主委”,高雄市副市长史哲接任“文化部长”。2018年高雄市长一战,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败给国民党的韩国瑜,随后绿营组织所谓的民间团体“Wecare高雄”发动罢韩,总舵手正是史哲。高雄市国民党议员批评说,史哲的态度高高在上,眼睛长在头上,时常不把议员放在眼里,因此多次在议会被议员赶出议事厅。

  台媒28日还披露,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很可能留任,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大概率留在华盛顿。“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及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规划留任。一度请辞的“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和因“班班有石斑”未兑现遭群嘲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蔡英文强力慰留下,也都留任。

  国民党“立委”王鸿薇28日质疑称,薛瑞元屡次爆出政治争议,陈吉仲则对大陆禁台农渔产品束手无策,现在却获留任,难道陈建仁觉得两人表现适任?“立委”李贵敏称,新“内阁”名单了无新意、冷饭热炒,只见酬庸和民进党内派系恐怖平衡,看不到检讨、改进、用人唯才与开创新局的企图,反像一部民进党派系共治的中古拼装车,一个匆匆上路只想拖时间的过渡、败战处理“内阁”。国民党副发言人陈晖28日说,陈建仁2007年任“国科会主委”时,曾因挂名国际期刊论文有抄袭争议请辞;去年12月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被台大认证硕士论文抄袭,如今由他们执掌“行政院”,完全忽视民众对于论文抄袭的不满,民进党不演了?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28日也在脸书称,从这次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这是属于蔡英文个人意志的代理人“内阁”,完全是过渡性质,也可以说是民进党派系平衡下的妥协名单,是蔡英文避免提前跛脚、并且要适度制衡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安排,政治因素多于专业考虑,实在令人堪忧。民众党发表的声明直言,“走了傲慢,来了护航,民进党没人了吗?……人民期待内阁改组能带来新气象,然而继位者却又这么不堪检验、劣迹斑斑,令人失望”。

  姓陈还是姓蔡?

  28日,一份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有92%的民众认为“不相信他会做得很好”。雅虎奇摩网站的网络民调显示,43.7%的民众“完全不赞成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12.2%的受访民众“不太赞成”。

  资深媒体人高源流28日撰文称,蔡英文27日对陈建仁提出“四大期许”,包括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社会体系总检讨、持续提升台湾基础建设以及持续推动六大核心关键产业,但就是没有最关键的“避战”,而当前岛内民众对蔡英文当局最重要的期许就是谨慎处理台美关系,不要做任何挑衅对岸的动作,避免台湾卷入战争,“而且也只有在避战之后,才有蔡英文四个期许的可能”。

  台媒普遍认为,蔡英文、赖清德和陈建仁将形成“新三角恐怖平衡”。《中国时报》28日称,台当局“内阁”改组反映了四件事:一是蔡英文向外界证明自己没有跛脚;二是弱势“行政院长”只能听令蔡,有责无权势必成炮灰;第三,为败选负责去职者有之,留任者不少,难有新气象;第四,派系考虑的布局保障蔡英文对2024年选举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台面下暗潮汹涌才正要登场。该报认为,赖清德现在几乎可以说是2024年选举民进党唯一的候选人,蔡英文看似也没有要阻挡,但是找来陈建仁“组阁”,又纳入曾经的“大阿哥”郑文灿担任陈的副手,看在4年前曾吃过闷亏的赖清德眼里,恐怕很难不多做联想。

  《联合报》28日发表社论称,新“内阁”的组建仍是蔡英文只手主导,所以究竟是姓陈还是姓蔡,已难分难解。重点在于作为蔡英文“挡箭牌”的苏贞昌已经失去功能,换上笑脸迎人的陈建仁,至少可以纾解一些民怨,“但这面新挡箭牌能撑多久,也无法太乐观”。(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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